到南京去参加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有公益倾向的人一扎堆，道德优越感就乱飞，尤其是常年在西部工作的志愿者，仿佛刚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很多自我牺牲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老师的一句话让大家清醒了点，“大家都想让世界变得更好，问题的重点是，如果我们连家庭都照顾不来，我们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曾经在一个论坛上听过Asoka基金会张瑞霖先生提出过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究竟是100年前社会问题多，还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多。在座大部分人觉得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多。

在后来的讨论中，大家倾向认为，并不是现在的社会问题比从前多，而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在100年里没有大的进步，100年前的慈善组织、志愿者运动跟今天从组织形式、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区别不大，而我们回头看看科技和商业的发展，科技就不用说了，十年就是一个时代，商业上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新在100年里也是推陈出新。而这些，并不是靠满腔热情喊几句口号取得的，而是那些最优秀的头脑趟着污水干出来的。

公益组织NPI招募人才的两句口号让人印象深刻，“拒绝愤青”“有爱更要有能力”，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来了就是公益人”，那是针对义工运动的，如果具体谈到公益从业者，那是有门槛的，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的理想主义者。

写到这里，问题来了。有能力的人往往需要对等的待遇，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保障，这个行业能提供吗？我的朋友黄凯鹏是个很出色的志愿者管理人员，他的绿丝带志愿者服务中心从汶川地震的救灾服务到上海外来工子女的教育帮扶都做得很出色，后来他上非诚勿扰节目，现场有位女嘉宾质疑凱鹏，做公益为什么要会有薪酬，“做好事不是应该是无私奉献的吗？”

真爱梦想基金会是由几位金融界的人士发起的，他们倡导“非牺牲的公益原则”，在发达国家，这个原则其实很常识，但在中国现阶段，还是需要来倡导。  

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社会企业运动为何风起云涌，因为传统NGO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依靠募款和资助，这个是不稳定，如果一旦社会经济滑坡，弱势群体总是会第一个遭遇到寒冷。如果NGO自身有造血能力，借助100年来商业精英发明的那些超级霹雳手段，不仅机构能发展壮大，对弱势群体的服务标准也会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说说容易，社会企业需要在没有资源的地方整合出资源，在成本都无法计算的地方算出利润来，其难度和创新程度，乔布斯巴菲特来了也不会轻松。